因为那天，他也画了一幅一样的画，他记得他们那天，有四五个同学一起，画了同样的这样一幅静物。
开始画的时候，桌上还有这十几个土豆，但等到他们画好的时候，其实桌上一个土豆也没有了。
“为什么？”张晨好奇了，问。
“被林文铮他们拿去，煮了吃了呀，那个时候，大家每天都吃不饱，这么多的土豆，哪里会放过它们。”吴冠中说，“最亏的是我们几个画画的，等我们画好过去，连土豆皮都没有了。”
吴冠中先生说完大笑，张晨也跟着笑了起来。
吴先生和张晨说，就是这个朱德群，我们一路走，一路宣传抗日，拿刷子沾石灰水，在墙上房子上写标语，这个朱德群，每次都喜欢把标语写到最高头……
张晨清清楚楚地记得，没错，吴先生说的不上最上面，而是最高头，江苏和安徽很多地方，都是把上面叫做高头，连傅雷先生在翻译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，张晨记得，他无意间也会用上“高头”，比如“柜子的高头”、“墙的最高头”等等。
张晨问吴先生，朱德群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写到最上面？
“他个子高啊，朱德群有一米九十多，他说，日本人不都是日本矮子吗，写到高头，日本人就够不到，不能涂掉了